门类多样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高净值群体正在高速成长。随着财富积累速度加快，缔造财富一代的年龄不断增长，这些财富如何能够顺利移交到下一代手上，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伴随财富传承问题日益突出的还有遗产税和房产税，这两大税收政策的落地对中国“富有阶层”来说有如两把悬而未落的铡刀一样，时刻肯能将财富“割肉”。 家族信托作为一种新兴事物逐步被国内更广泛的财富新规关注。最近，因为娱乐热点事件王宝强离婚案，家族信托的避险功能又被提到台前。“假如王宝强当初设立了家族信托会怎样？”是否会让马蓉净身出户？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会为马蓉的财产获取设置很大的障碍。 目前，中国家族信托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当前更多的财富聚集在“打江山”的一代人手中，预计接下来的5-7年约有300万中国企业家将会把资产传承至第二代手中。“中国可能会成为未来最大的家族信托市场。”戴尔家族办公室亚洲区负责人、首席咨询顾问Dillon说。 同时，在业内人士看来，海外家族信托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力。离岸家族信托多在离岸岛屿例如开曼群岛、塞舌尔群岛等开设子公司，将委托人资产转移至离岸公司，可以实现资产的完全转移；全品类资产注入进而有效规避税收以及长期存续的信任感都是国内家族信托暂时欠缺的。 规避高额赋税 “富不过三代”是一句中国古语，由此可以看出追求财富永续的家族单单依靠自主传承存在一定障碍。早期财富保障更多是通过保险的方式进行运作，如今更多依靠家族信托，并且可以将早期购买的保险注入信托架构内做融资。 调查显示，目前对家族信托感兴趣并认真思考财富保障和传承的群体多集中在50岁左右，早期财富持有群体处于财富增长和积累阶段，而到70、80岁则有些晚，因为家族信托的设立需要一定的时间。 多位家族信托专业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财富传承的过程中有三方面的考虑，第一，通过家族信托或海外家族信托实现财富的有效风险隔离，即便委托人身故，依然可以按照委托人意愿对财产进行分配和处置，实现财富安全传承。第二，即便子女兴趣并非如财富缔造者一样，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并能够专业执掌上一代遗留下的财富，不被挥霍或其他人不当得利。第三，可以有效规避高昂的遗产税等赋税。 当前，很多高净值家庭人群在财富传承过程中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即下一代或者对于家族企业并不感兴趣或者下一代不具备管理财产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家族信托成为了规避传承风险较合理的金融工具。 财富想要更多地传递到下一代手中，如何合理避税成为了一门必须要研究的课题。随着全球化的步伐以及从风险规避的角度出发，更多高净值人群实现了跨地域的全球化资产配置。不同的国家税收情况不尽相同。“中国目前没有遗产税，但是英国、美国等热门海外国家均设置了高额的遗产税。”宜信财富家族信托执行董事周丽华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如果在高税制国家购买了一栋楼，未来当传承给子女时需要支付40%-50%的遗产税，而通过设立家族信托则没有遗产税概念，是受益人概念。 “如果通过信托买的地产，那么该地产已经不在个人名下，而是隶属一家公司，那么资产传承时，公司需要做的就是变更股东。”周丽华表示，此外，相比离岸家族信托，国内的家族信托目前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在海外置业，那么海外地产尚没有办法注入国内家族信托框架内。 虽然中国当前尚未设立遗产税和房产税，但是相关税制落地的呼声高涨，一旦相关税制出台必定会影响高净值群体的财富传承。“家族信托渐成为国内高净值、超高净值群体的标配，但是可以预见现阶段以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海外家族信托将是主流。”宜信CEO唐宁表示，源于国内的《信托法》以及相关税法不能将资产有效、彻底地分割、隔离，且缺乏充分的税务保护机制。 实现债务隔离 海外家族信托的设立不仅仅能够起到财富传承的功能，在更大程度上可起到“避险功能”。其中包括债务风险、婚姻风险、意外风险、信息泄露风险以及高税收风险等多类风险。 “连带担保”已经成为很多高净值人群在财产保障过程中经常碰到的问题。“部分高净值人群个人会在自己企业发展过程中承诺连带担保责任，甚至自身的企业为朋友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而一旦发生债务纠纷，就会波及自己名下的早期资产，甚至牵连其妻子/丈夫或孩子名下的资产。”周丽华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该类债务风险可以通过海外家族信托实现风险隔离。 婚姻在普通的家庭来看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实现代际的传承，而在拥有大量资产的人群来说，婚姻还代表着资产的权利，所以部分高净值人群复杂的、不稳定的婚姻也成为了资产传承的风险源之一。而海外信托将资产转移至公司，实现了资产的转移和隔离。 过往的“轰动案例”包括传媒大亨默多克和邓文迪、SOHO中国潘石屹和张欣夫妇、龙湖地产吴亚军和蔡奎夫妇等。 而最近的王宝强、马蓉离婚事件让“家族信托”再度成为了热门词汇。“假如王宝强当初设立了家族信托会怎样？”是否会让马蓉净身出户？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会为马蓉的财产获取设置很大的障碍。 相比默多克和邓文迪，王宝强婚姻最大的区别在于王宝强实现财富聚集更多是在婚姻关系建立之后。因此，如果想要实现有利于王宝强的财富保障，那么需要在信托成立之初，将个人财产注入信托架构之中并征得马蓉同意，且受益人是其两个孩子，那么王宝强将受益于该家族信托。但是如果王宝强在马蓉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设立家族信托，那么即便最终结果依然是离婚，在马蓉追溯下仍然拥有一定的权利。“如果将家族信托设立在海外、甚至离岸群岛，那么马蓉需要到这个该岛国追溯，所以会对财产获取造成一定障碍。”周丽华说。 此外，还可以规避意外风险。《第一财经日报》了解到一个案例，即一个作为家族财富主要来源的女士了解到自己罹患了癌症，而子女年龄尚小无法运营家族财产，其丈夫偏爱赌博、炒股等带有杠杆性质的金融操作。由此，她设立了家族信托，委托信托管理者在其过世后进行资产投资和管理，并在两个孩子分别到30岁时给予相应的财产分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