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8日商务部等六部委颁布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文”）。根据10号文规定，内资企业通过“红筹”方式赴境外上市在重组过程中涉及中国境内居民关联并购的，其并购申请需得到商务部的审批，而其上市需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据称自10号文生效以来至今很少有内资企业的关联并购得到商务部的批准，因此内资企业以“红筹”方式赴境外上市的道路实际上已难以通行。但是10号文对外商投资企业则网开一面，外国投资者购买境内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或认购境内外商投资企业增资的，或者外国投资者通过其在中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合并或收购境内企业的，适用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行政法规。以辽宁忠旺等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因此得以在境外成功上市。因此，中国企业以“红筹”方式境外上市的道路并未完全被堵住。
在中国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赴境外上市时，本文所述的两税合并下股权转让所得税的规定同样影响到上市时股权结构的安排。正因为存在股息税的差别，所以如果可以，应考虑在境外上市公司与境内外商投企业之间，注册香港公司或其它可以享受低股息税的国家或地区注册离岸公司作为中间控股公司。
在此我们以外商投资企业在德国上市为例，看看不同的股权结构安排对税费的影响。在德国上市的境外公司通常被要求上市公司应为在德国注册成立的公司，因此，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安排就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
1）：个人股东 拟上市德国公司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
2）：个人股东 BVI公司 拟上市德国公司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
3）：个人股东 BVI公司 拟上市德国公司 香港公司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
4）：个人股东 拟上市德国公司 香港公司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
由于中国未与德国签订关于德国居民企业对来自于中国公司的利润所得可享收低股息税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国公司向德国企业分红需要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股息税。而中国与香港有特别约定，若香港公司在某一内地外商投资企业中拥有的股权比例不低于25%的，则该内地外商投资企业向其香港股东分红时，只需按5%的税率缴纳股息税。此外香港公司如果是一家在香港无经营场所的单纯控股公司，亦无须就其向德国公司的分红而在香港缴纳所得税。德国公司需要就其所得交纳企业所得税、工商税（地方所得税）以及团结税，德国公司向个人股东分红需要按10%缴纳预提所得税，但是如果向BVI公司分红则所适用的预提所得税税率为26.375%。假设中国境内企业分红的利润为100，则上述四种模式下个人股东最终获得的利润分别为70.85，65.20，68.83和74.79[20]，差距甚大，从中可以看出股权结构的不同安排给税收负担带来的影响。
在股权结构重组中，以在香港等与中国大陆有低股息税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或地区设立的控股公司作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的股东，这成为中国境内公司境外上市股权重组安排的优先选择的方案。虽然本文论述是以假设单纯从股息税角度的“理想状态”为基础，但本文一直强调在考虑股权结构或重组方案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为上市目的进行股权重组时，减少税务负担只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此外还有其它考虑因素，如境外交易所的要求或者偏好、转让股权的便利性及费用等。前者如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一度偏好由拟上市公司直接持有实体公司的股权，而不希望在上市公司与实体公司之间增加一层中间控股公司[21]。而股东在上市时可能考虑更多的是将来“套现”（转让股权）的便利性以及税费成本。以上述在德国上市为例。在1）和4）情况下，个人股东直接转让德国公司的股份，需就转让所得交纳28%的资本利得税，包括25%的个人所得税和3%的团结税、宗教税。而在2）和3）股权结构下个人股东可以通过转让BVI公司的股权来实现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目的，由于转让的标的不是德国上市公司的股份而无须在德国交纳任何税收。这样，如果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便利性以及税费负担上考虑，2）和3）的股权结构要明显优于1）和4）。总而言之，两税合并下外商投资企业股息税的规定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筹划安排有重要影响。虽然影响上市股权结构安排的因素众多，各公司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才能确定最为有利及切实可行的结构，但是选择或增加香港公司（享受低股息税国家或地区的控股公司）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的直接股东是一个较优的选择。